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其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爱问：“先生以博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现处用功。如发现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存此天理发现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存此天理发现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存此天理发现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现处，即就那上面个存天理。这便是博之于，便是约礼的功夫。博即是惟，约礼即是惟一。”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爱问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人之雄耳。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中子远甚。”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之风日盛，知其之将无纪极，于是取王、周公之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所谓
“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以求其实，非以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