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安国瑞自己也清楚，这些想像与推理欠缺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并不真正准备打一场官司。，
后来因为贫困，他将所佃土地陆续“出当”给汪老满、陈老三、傅二等人，获“地价银”1两。
一场惊动圣听的诉讼由此引发。
因此我们结合上所讨论的“当地”，易知这里的“地价银”当系指押金，并不意味着土地已被卖出。
但这显然激怒了安秉健，嘉庆十四年1十二月，当他风闻自己的土地被当后，立即派儿子安觐光前往查问。
安国瑞拒不承认，并斥责家不应诬赖。
安觐光一面回骂，一面声称迨查访确实，将赴官具控，扯土另佃。
看来，尽管对承佃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但地主并不能轻易解除租佃关系，除非能找到恰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安国瑞不但出当田土，并且还将部分土地转租他人，安秉健对此似乎并未加以反对。
容忍转租而禁止出当，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押金太高，一般佃户难以偿还，容易导致地权纠纷的缘故。
安秉健后来找到了安国瑞的转招佃户阿戈，终于获悉承当人姓名及当银数目。
安国瑞听后，认为官司已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选择了一个超逾规矩的式京控。
安国瑞并没有足够的盘费，他从威宁起程后，沿途算命，餐风宿露，抵京时已是嘉庆十五年11九月。
他自己写了状子，拦住某位军机大臣的仪驾，控告安秉健几大罪状
一、齐家沟坡、发舍块、载茹、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十余处田地系自家祖业，被安秉健之祖安巡如霸占并骗去执照，自己的祖母、父亲则被强押为佃户。
二、安秉健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引起安士照等人的控告。
三、私自科敛、摊派，强迫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为佃户。
四、私派寥富为乡约，作恶害民，滋扰村庄，而安觐光每年巡边一次，强令各佃户宰牛杀马款待，如有违抗，即将该佃户佃耕之地另佃他人。
五、招养讼师，控占他人田地，勾通书役，掩饰朦胧，出入州道衙门。
六、安秉健之子安觐光拷打白磨鲁固致死。
这位军机大臣接过状纸后，立即上奏嘉庆皇帝，把安国瑞交刑部讯供，之后又奉御旨，将其递解回黔审办。
黔抚鄂云布当即委侯补贵阳知府孟正笏、大定知府安嘉相亲赴威宁州，同该州州牧郑五典一起调查、审理安国瑞状词中所提及的案情。
嘉庆十六年111三月二十二日，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布政使齐布森遵旨向嘉庆皇帝汇报审理情况
一、齐家坡、发舍块、载茹座落在云南镇雄州，原系逆犯法漏在约的产业，被收归官府变价发售，雍正十年，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当官承买，执有镇雄州给与管业的印照，每年纳税粮五石斗一升，在镇雄州完纳。
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七处田地系安秉健祖业，额粮二十一石，在威宁州实征册内有安巡如的户名，并有每年在威宁州、镇雄州的完粮串票。
发嫩扣、别鲁块系安国瑞佃种，有双订立的佃约可凭。，
二、所谓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火之罪名，原系安士照与安秉健争产，“告官被责”，遂起意陷害，于乾隆四十年赴官诬告，经审明后安士照已被判处充军。
至于强押苏友松等为佃以及科敛等情，系黄美伟从中唆讼，各教唆、诬告之人已于乾隆五十年依律惩处。
三、寥富并非乡约，而是安秉健任命的头人，每年负责向各佃户家催收租粮，如果安觐光每年强迫佃户供应，寥富作恶乡里，滋扰乡村的话，为何并无别人控告，安国瑞必系诬赖无疑。
四、招养讼师勾通书役一节，经讯据，安秉健供称延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并非讼师。
而柯春亦称只在安秉健家教读，并无干预州事。
安国瑞对此无可指证。
五、白磨鲁固向在铅厂佣工，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日因患病回家，医治无效，于十三日病故。
六、以上事实安国瑞无从狡辩，理屈词穷，对私当地土，将银花用，畏惧控追，捏词诬告等情供认不讳。
最后，齐布森建议，安国瑞系边省夷人，冲突仪仗，妄行奏诉，所控虚，应从重处罚，杖一百，发遣黑龙江给军人为奴。
其所私当之田土，令安国瑞家属给还承当人银两后收回。
至于发嫩扣地土，系安国瑞之祖母向安秉健之祖佃种，已经数代，应由安国瑞之弟安国荣继续耕种，安秉健不得另佃他人。
“安国瑞控案”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乾隆九年1744，毕节县就发生过一起惊动黔、蜀二省的“猓民”佃户与土目苏玉的争斗案。
而在安国瑞控案之前两年，平远州亦发生过一起类似“陈登云控案”。
这一系列案件均记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献中，由于材料的单一，我们其实很难弄清个中的是非曲直，但不管献制造者的立场如何，他们的笔下无疑已“真实”地展现出清代黔西北的一些社会关系，其所反映的家奴丫头、娃子状况、土地出租、出当、转租等情形完可与14年后的田野调查相印证。
围绕着以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为中心的种种争斗以及家奴的“出户”抗争，我们看到了改流后土目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他们不但政治特权受到诸多限制，并且许多人的经济地位已有所下降，例如土目安达一家长期向佃户借银，以租粮作抵，安达甚至无钱完婚等等。
“猓民”佃户积极利用流官nn向土目挑战身便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我们需要联系明代地政府的状况，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此问题。
传统时代的政府大概有两种主要任务，一是保证钱粮的征收，一是维持地社会的稳定，各种形式的nn固然要予以制止并镇压，平常百姓的矛盾升级时同样须参与调解乃至裁决，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诉讼活动这些活动的背后隐含着两个前提。
一是百姓承认官府的权威，愿意通过它来解决争端;一是官府有能力召集当事各并保证判决的执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司法权的有效行使其实是政府对地社会的控制走向深入的标志之一。
曾亲履贵州的明人王士性谈到贵州只借一线之路入滇南，两岸皆苗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
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已矣。
可见，明代贵州的地政府尚不能很好执行调解地争端的职能。
在流官当权的地尚且如此，水西、乌撒等土司地区可想而知。
在nn与族权交织在一起的君、臣、布三者秉权的严密政治体制下，土司、土目是地事务的最高裁决者，是原住民心中唯一的权威，这正是“罗鬼憨而恋主”、“即暴虐不怨”的制度基础。
彝制崩溃后，各级流官nn逐渐深入人心。
官员们不但行使征税的职责，并且积极处理各种诉讼活动。
而原住民亦开始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去打击对手，获取资源，在他们心中，土目已不再是最高权威。
土目之上有各级官府，最高的仲裁权掌握在远在北京的皇帝手中，所以他们知道逐级告状乃至京控。
案件的处理结果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
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
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
乾隆二十七年176，贵州按察使赵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遵义府系雍正年间由川割归，并无土苗外，所有上游之贵阳、大定、安顺、南笼四府，下游之平、都匀、镇远、思州、铜仁、黎平、石阡、思南府苗人皆系前明虚入版图，历年已久。
后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猓猡、狆家、洞苗、宋家、狇老之类，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
既然“此等苗寨风气与民人无异”，惩罚罪犯时就不应该存在两种标准，因此赵英建议，除了黎平府属之古州、铜仁府属之松桃等雍正年间才开辟的“新疆”地区外，其它“旧疆版图”之“苗人”如犯徒流军遣等罪，应按民人例，实流实徒。
在赵英的心中，康熙初年改流的黔西北已属“旧疆”，不在宽恤之列。
赵英所言并非毫无根据。随着科举、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区的化与礼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安秉健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安国瑞以及“陈登云控案”中的当事人陈登云、陈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汉语，甚至可以书写安国瑞的状词是自己写的。
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年173、五十年173，诬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鲁约等人同样被拟充军，陈登云一案中金阿好、陈二等人则被拟徒。
黔西北地区在观念上与实践上都成为了清王朝“旧疆”。
三、布摩阶层的变动。
在勾nn中，布摩与幕史垄断着书籍与字，他们是知识与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社会的尊重。
特别是与君、臣并列的布摩，掌管祭祀，勾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
彝制崩溃后，布摩的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科举教化、移民的涌入，对他们造成另一种重大打击，布摩阶层的身份构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教的兴起与绅士阶层的成长。
要知道贵州科举兴于明代，主要是由于卫所的带动，当时入者以屯戍子弟与汉人移民为主。
黔西北地区的广大原住民并非编户，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去入应举。
因此明王朝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只能波及到上层统治分子，虽然朝廷力图推广社，但土官并不热心，社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布摩所宣扬的各种价值观仍然是土司nn的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推行科举创造了条件。
黔西北平定后不数年，黔西、平远、大定等府相继设，而旧有的乌撒卫则改为威宁府，此外各种书院、义、社亦渐次设立。
这些校除了解决汉人的入、科举问题外，还担负着化导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
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贵州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亲辖地有许多“目、夷”列于宫，“尤明于顺逆之义”，随从太守赴军前讨贼。。
平远州有“苗民”九种，“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从师，近列癀宫者颇众。”
威宁被描述为“汉夷合一，教顿兴”，康熙四十年17，佟铭迁府时，“自总镇、副守、厅、举贡，以及汉民苗夷之有志者，咸赞励以光其事。”
到雍正年间威宁府改州，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该处“向之士不少”，建议“仍准进二十名，免其减额。”
据乾隆黔西州志，当时各种族类都有“入泮”者，因此该书称
黔西旧属夷地，种类非一，语言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设流，建立校，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的情况。
虽然志编修者们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无庸置疑的。
彝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
随着科举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
许多接受儒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社会的影响力。
例如大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便面习汉人的语言、风俗、礼仪，“制造”家族的汉人身份，不断子孙不断进，翻开黄氏族谱光绪年抄，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永等。
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中，黄姓逐渐转变了自己的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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