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对南宋江南市镇类型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事实上，许多市镇是几种形态兼而有之。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既是著名的贸易港口，也是重要的盐业和渔业市镇，只是其作为港口市镇的形态更为突出。
同时，除了乡村墟市外，各种江南市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工商业十分兴盛。
这既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江南市镇已逐渐向新型经济都市向发展。
而且居民数量与结构也是反映市镇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面。
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就其总体人口规模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雄镇”，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达到了县级城市的水平，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约五千余户”;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环镇者数千家”;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约千家”;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哄市千家聚”;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北宋时就已“附而居者数千家”，进入南宋后更为发达，其居民数量当有增无减;饶州浮梁县景德镇的陶瓷业规模较永和镇大得多，总人口亦当有数千户。
嘉兴府华亭县的青龙镇，其市区分为36处坊巷，居民繁多;兼跨湖州与嘉兴府的乌青镇，“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
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也都在千户以上。
而与此同时，江南各地的县级城市人口大多不过几千户。
如乾道八年117年徽州歙县城仅131户;开禧三年17年严州淳安县城仅1335户;宋宁宗时绍兴府嵊县城仅114户。
有些州级城市的人口也相当有限。
如嘉泰1114年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宝庆三年17年徽州城有3887户。
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型县级城市。
如池州的雁汊镇又名雁翅夹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均有多户;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绾西江广之会，户口蕃”;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凑”;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平江府吴县的许市，“居人极多”;吴江县的合路市，“居人繁夥”。
当然，一般情况下，若是镇的工商业衰落，居民减到百户以下，就会被罢撤。
像是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地官便奏请朝廷予以废罢。
而一些草市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就会正式升为镇。
如南宋后期颇为有名的南浔镇和上海镇都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平江府昆山县的练祁市还进而成为嘉定县治所在。
三是一般性草市，也就是居民多在数十户左右。
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冈，居民分别为“二十余家”和“数十家”;镇江府丹阳县的丁桥市，“虽非井邑，而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
四是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几户至十几户。
如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所提到的绍兴府镜湖流域的众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镇居民的结构而言，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类一是官僚贵族。
许多江南市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优裕的环境，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前来定居。
如湖州的乌青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卜居其地”;庆元府的溪镇，“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
还有魏节公结圃墅，与大梁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宁国府的水阳镇，“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
宰臣周必大和大理少卿王珏曾分别寓居于吉州永和镇和平江府横金市。
二是一般士人，因为许多江南市镇都设有镇、书院、蒙、家塾等不同形式的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士人前来讲和求。
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等均有镇;饶州的景德镇有长芗书院;信州贵店有桂氏私立的书院;饶州余干县金步市市民万廿四延师“聚童读书”;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镇大多设有、冬、村等。
三是工商从业人员，这是因为市镇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自然会聚了大量工商业人口。
这些工商业人口，有的是资雄厚的大商，如嘉兴府魏塘镇上的一个巨商一次就收购漆3斤、蜡5斤，运往楚州销售;平江府直塘市的米商张五三，“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
有的是一般的商人，如平江人江仲谋在梅里镇开设药铺，生活温裕。
当然，有的是富裕的手工业作坊主，如建康府白土市和池州池阳市分别有颇具规模的织布机户和造纸作坊;嘉兴府濮院市的濮氏开设的丝织作坊，“轻纨纤素，日工万元”。
有的是充当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和驵侩，如饶州景德镇所产的瓷器，“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州乐平县的九墩市，有“大侩程氏”;南康军一带市镇的粮食交易，“必经由牙人敢粜”。
有的是从事抵押业和高利贷的豪户，如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三八，从事“典质金帛”;衢州峡口市的祝大郎开设有“质库”。
当然，更多的是商贩和普通手工业者。
如饶州石头镇的汪三常和陈二以杀牛售肉为主，龚三以卖蒸芋为生;袁州泸萧市的郭氏以制银器为生;临安府浙江市有许多以卖冻鱼、卖鱼饭菜为业的摊贩。
四是豪强地主，因为两宋时期，许多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镇居住，时人谓之“遥佃户”。
江南市镇也有不少此类居民。如寓居平江横金市的王德，“有田数百亩”;居住于湖州南浔镇的华胜，田地众多，家财富足，曾先后向镇上的报国寺布施4多贯。
这些地主往往也参与工商业活动。
如前提到的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五三和衢州峡口市祝大郎都是由地主进而成为富商的。
五是伎艺之人，一些规模较大的江南市镇往往有许多化娱乐场所，集中了不少从事演艺的人员。
如临安城郊各市镇共有座颇具规模的“瓦子”;兼跨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也有北瓦子、南瓦子、太平楼等多处娱乐场所和街区。
六是佣工和无业市民。这类人口在市镇居民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当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史称“夫吴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指南宋定都临安，四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土狭人稠，田无不耕”。
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转客于市，佣力以食”。
其中有不少人涌入市镇，有的做苦力，如前提到的镇江府的吕城镇和常州的奔牛镇，船夫、脚夫之类有上百家;有的充当豪商大贾和富工的临时雇工，如鄱阳县农民黄一“受庸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
有的盘桓于街头巷尾，成为无业游民。
七是农民。南宋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除了镇中心的市区外，往往还包括镇郊的农村地带。
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镇郊就有惠商、石帆、秦山等村落。这些乡村的农民也是构成市镇居民的一部分。
他们有的从事粮食生产，有的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其他副业。如镇江府丹徒县大港镇的孙泳、孙沂兄弟，“竭力灌园，园之果蔬畅茂，他植者莫及，负贩者争趋之”;温州瑞安县三港镇的周淳中，“买废山，躬执锄镰，烧地种木”;饶州鄱阳县阳步市的吴六，受雇于菜园家作“园丁”。
在上述各类市镇居民中，官僚贵族、大商富工、豪强地主构成了上层社会;一般士人、普通商贩和部分富农构成了中层社会;而商贩、手工业者、佣工、伎艺之人及贫穷农民和无业市民则处于下层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商业兴盛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在许多江南市镇的居民中，外来人口往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临江军的清江镇，“五俊民闻陶朱公之风而兴者前后辐凑至，往往能有所立。故镇人每由客寓而老子长孙其间，土著盖无几”。
嘉兴府澉浦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实际上也反映了该镇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外来人口的增加。
至于市镇的社区布局及其管理的话，因为社区布局及其管理是反映市镇社会形态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像是在南宋江南市镇中，镇级中心地一般都有着较为明确的地域范围和相对完整的社区布局。
特别是那些工商业繁荣的巨镇和大型草市，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与郊区。
在市区内，人口密集，街市纵横，坊巷棋布;在郊区，则有附属市场和村落。以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华亭县的青龙镇和上海镇为例
澉浦镇是南宋著名的港口市镇。
据常棠绍定澉水志记载，该镇西1里，南北5里，面积约6平里。
镇中心横亘一条大街，分布着镇市、市和西市三个市场和阜民坊、广福坊、张家弄、张搭弄、塘门弄、海盐弄、马官人弄、义井巷等居民区，由此构成镇的市区。
在市区周围，分布着石帆、秦山、惠商等村落和金家桥、孙老桥、龙眼潭、白塔潭等通商港湾，以及浦、鲍郎等盐场。
镇西南有永安湖，景色宜人，号“西湖”，是市民休闲、游览之处。
镇沿海有水军寨，统兵卒百人，负责海防。
镇上有校，有监镇官廨、盐场官廨、巡检廨等官署和税场、酒库、市泊场、竹木抽解场、铁布军需场等场务，其中一些官廨规制宏恢。
如绍定三年13年重修的监镇官廨，有厅、有廊、有阁、有舍、有亭、有园，“堂宇峻耸，，房室得宜”。
镇还有禅悦教院、悟空寺、广惠禅院、岳行祠、张帝庙等1多处寺庙观祠。正如时人所“澉浦为镇，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
像是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
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
而且里面的市区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
到了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即“”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列三千余名之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殢美女于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