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知名的还有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自幼受中国传统化薰陶，有很高的语言天赋。
在少年时因战乱随这迁居上海，进徐家汇公读书，因此有机会习外语。
到了光绪三年，也就是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习英语和法语，对希腊语和拉丁古典语言亦有研究。
此后更是在187年获得了巴黎大博士位，还曾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
于是回国后在李鸿章的幕下办理洋务，也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
之后还曾任轮船招商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职。
只是后来因反对洋务派垄断政策，与之分道扬镳。
也正是当时时局战乱，清政府的无能，外**队的入侵国外的经历使其毅使马建忠形成了翻译救国的思想，并且通过国外的经历使其毅然决定习外语和自然科研究外字，“遂其今字与其地、古，以进求其格物改知之动，与所以驯至于政治之要，穷其原委，恍然有得于心。”
像是188年他根据自己研究语言的心得写成马氏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以西语法理论系统面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著作，对翻译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他对比中西语言的结构特点，指出夫华之点画结构，视西之切春虽难，而华之字语名法，视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难也，则易如彼，华易也，而维如此者，则西有一定之规矩，者可以秩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虽经籍亦有规矩对中西语言对比研究，甲午战争之失利使其感触颇深，他意识到只翻译外国之科技著作不能够从根上扭转清朝士大夫保守思想，于是上书清廷拟设翻译书院议一，后收入适可斋记言。
他痛陈帝国主义之祸和中国士大夫保守思想之弊端，不喑西，不知西国家的实情，因而备受欺凌。
他指出“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彼知已，百战百战，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不独不然。”
马建忠认为急需翻译之书分为三类一类为“合国之时政”，如中“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一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生财、交邻诸大端必须者，”“择其善者译之”;一类为“外洋馆应读之收”，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性格理，格致之书，皆择其代尤要而可资讨论者，列为逐日课程，一二年后，即派诸生更译，附句极印送，以资观览。”
此外他还强调书院必须以教、、译出书相结合。
由此可见，马氏对翻译取材光源已经由对“器”、“技”、“末”的强调上升到对西政治、思想之相关之的分析，各个科自然科与社会科之间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
论中马氏总结了当时译事之失“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字语言，而汉则粗陋鄙保，未窥门径;”提出了人的翻译标准，即“善译”。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
陈福康这段话显示了马氏对翻译过程面而深刻的理解，要做到善译，首先译者必须在投入自己的工作，熟知两国字，考察字字源，并对原字、字义、句法、音调、体等进行深入研究;在理解基础上将原内化为自己的西，从语气、神情、意旨、三个面对照原转换成译。
他的翻译标准比严复的三字标准更为具体，操作性也很强。
而另一位维新思想的译者是王韬，他对翻译的贡献一面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格翻译四书五经，另一面，他还编译一些宗教作品以及战争作品，如普法战争。
需要明，王韬原名利客，又名潮，字兰卿，后改名韬，仲，自号天南遁叟，江苏常州人，184年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
1865年英国新格传教士理雅格来到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王韬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从事翻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氏到英国讲，187年返港，先后与友人黄平甫合办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评论洋务主张变法。
晚年在傅兰雅办的格致书院任职，除了专注经典翻译新约、旧约、格致西、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战记，首次向中国介绍法国和德国诗歌。
并且随着外国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工作，他们在中国开办印书馆和翻译机构，比较有名的有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英国传教士韦廉、美国传教士林乐如、慕维廉创办的广会。
关于早年战争前教会机构的翻译活动，严复译书略论曾这样总结“咸丰己末185年，所译之书天、算、译书之人伟烈亚力、李善兰等。译书之地上海墨书院馆。译书宗旨显其独得之。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初年，所译之书算、气质、历史、译书之人艾约瑟、花之安等。译书之地上海益智会。译书之宗旨传路德教基督教。译书经费都会”
“光绪十年。所译之书宗教、格致、史事、政治中。译书之人李提摩太等。译书之地上海广会。译之宗旨传路德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元年，所译之书医，译书之人嘉约翰、尹端模等。译书之地香港广州博济医院。译书之宗旨传产路传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由此论可见，在华外国传教机构的译书要盖各种科，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翻译社会思想作品及作品的翻译，西输入的第三次**。
18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于日并签订马关条约。
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和化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当机完对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国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呼吁变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宪案，由此蕴酿了一场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洋务运动之后，具有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官僚思想逐渐对立，并最终分离出来，成为康、梁的思想先锋。
这批知识分子大都到海外游历，通外语，了解西国家以及日富国强兵的秘决。
他们联合起来，上书清庭进行变法，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外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重视翻译，不但要译西的，还要大量翻译日书。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别显示了翻译的政治作用，并且对中国思想、艺界的更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逐渐弱，西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达尔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权沦的译介给中国思想界带来变化。
体裁和形式来看，期翻译呈以下几具特点翻译的内容从科转变，从追求科技进步到思想革命;作品，特别是翻译的兴趣，显示了艺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会功能;翻译内容包括经济、法律、哲、进化论、政治、逻辑、等等，而且着重于新民德开民智移民风;翻译语体由古体向白话体转变;翻译过程主要由国人完成，而且从事翻译的多位人儒士，翻译没在从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译，独立翻译，节选、编译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译者多借翻译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时局发表评论，对译形式操纵比较明显。
苏曼殊的译，林纾的译序言、严复译使用古体，加按语等等，翻译的宗旨为救国。
比如严复在原强中阐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办;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由一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一次革命和资产阶级化革命。
龚书锋主编的近代化概论中指出“近代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了，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习儒，鄙视程朱理，爱好陆象山王阳明之。
187年游香港，接触西资主义化，188年到上海研读各种西译著，深受启发，并萌生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1888年1月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广西，实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绕没有成功，但从此康氏成为维新思想人士的领袖。
随后在广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力量。
特别是184年，甲午战争失败，185年马关条约签订给了康有为革命的热情。
当时他利用参加会试的机会，让生梁启超号召国参加会试的13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帝，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台。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
在这封奏呈中，康氏系统闻名了他的变化纲领，并建议国家成立“使才馆”，培养通晓各国字、风俗约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国游历，或作为公使或领事随员，以改变“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与延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会”，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
同时还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翻译国外情报和资料。
18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
他在上海强会章程写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问。尝考讲求西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莫若译成之书，俾中国百万人从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曾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也。”
此后到了188年1月，康氏自光绪帝进呈日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强调通过日、俄国习西，就近翻译日大书籍对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之，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事一而功万矣。
此外，康氏还通过“万木草堂”讲，创办万国公报等不断接触西，在严复译天演论之前最早接触到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民权”论，对于以后中国思想界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而和康有为齐名的，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字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新会人，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脑人物。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史和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问大家。
在188年时，梁氏离开广州到北京考试，落选后回途经上海购得灜环志略一书，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译西书，从此开始接触西。
到了18年，从于康有为，从此他开始踏上变法维新，新救国的政法化历程。
6年后梁氏著指出，18年是他生活中一个分界线，“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
此后184年甲午战争失败，梁氏颇受触动，他积极投身于老师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
到了185年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康氏的“强会”;186年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
梁氏的维新思想第一面受康氏影响，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宪”，受西的“进化论”和“民权”论影响，重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调“兴民权”、“开民智”注意提高人们的化素质，他倡导的“诗界革命”、“革命”以及白话体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
梁氏认为翻译西书是教育国民广开才智的最重要途径。
所以186年他在西书目表一书中，收集鸦片战争后到186年的译著共341种，他将书目分为三类一、日，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杂类。
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而失西义，二曰循西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西及其所译书中所专门之，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书，习日的重要性“日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18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
188年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避难于日，他又兴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亚术，强调翻译日书的重要性，从此后，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渠甲等人，通过翻译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引进了西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