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是其它兼有表演和展示性质的广告。
像是晚清《成都通览》中提到，捏面娃娃卖糖人、卖泥娃娃的小贩，在担架上插挂许多成品，起到了展示的作用，人们一看便明白所卖之物。
也就是小贩在展示的同时，也一边在进行捏面娃娃或是做糖人的表演，这样一来很多人会聚集到小贩的旁边观看表演，感兴趣的人还会跟着学手艺，而小孩子们则会抢着购买。
包括还有卖鞋花的不仅在摊上摆放花样繁多的鞋花作为展示，而且还现场表演绣鞋花。
除此之外，小贩表演或展示大多都是与吆喝和响器相结合的。
比如卖糖的小贩主要有三种广告方式：一是利用糖的造型来吸引儿童，如大件的糖叫“大观楼”，用紫竹作架，把糖涂抹在上面，小件有糖官人、糖宝塔、糖龟儿多种花色。
二是鸣锣唱卖，或者直接口头唱卖，引人注意。
三是采用赌博方式来推销转轮盘，如果转动红色区域便能得到块糖，如果没转到，便什么也拿不到。
再比如，卖膏药的打一把小伞，伞的每个角上都悬挂一串膏药，口中还跟着吆喝；卖皮梁子的一手展示商品，一手拿着响器吹奏，以引起路人的注意；了。
还有沿街卖牛肉的担着担子，两头挂满牛肉，用手作喇叭状，大声吆喝。
多种广告形式的结合使得广告信息的传达更加有效，声画结合的场景让人对产品的记忆更加深刻。
而且需要说明，在明清时期，招贴广告有了更多的发展，有的甚至与现代广告很接近。
像是福建一带气候利于果木生长，再加上地狭人稠，所以果树种植成为当地农业经济中的重要专业。
同时由于荔枝生产规模大、产量也大，已成为商业性农产品，所以成熟时要贴出类似于“闽俗荔枝熟时，亦以红笺书某处荔枝于某日开园”的“开园”广告，公开出售。
且“提筐担莒而来者，沤歌盈路”，其盛况可想而知。
另外，《都门杂咏》中有一段记载医家广告的文字：
“满墙贴报博声名，‘世代专门’写得清。怂恿亲朋送匾额，封条也挂御医生。”
从这一小段文字可以看出，这家诊所的医生可算是一名出色的广告人，他懂得“满墙贴报”以造声势，博得大的声名。
同时他也在广告中诉求了其“世代专门”这一突出特征。
而且他怂恿亲朋好友为他送匾额，给人一种该诊所很受欢迎的印象。
这样，老百姓们会加强对该诊所的信任，到他那里看病求医的人就多了。
《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载，大东门书场四面围座，中间放有书台。
“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
这种在室内的小广告，类似于现在的POP店内广告，它有利于已经处于交易场所内的人在对商品有直观认识后，有更深入的理性认识。
并且晚清时候的很多老字号已经有了公关意识，通过为老百姓办实事而博得了老百姓的认可，直至今日都兴盛不衰。
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同仁堂十分重视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企业文化形象。
例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要向应考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会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
北京城里许多王府把记帐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负责向府内供应中药，到年底结帐。
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此外，同仁堂还要施舍棉衣给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
每年夏天同仁堂则向穷人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
同仁堂还利用北京每年挖城沟的机会，把同仁堂的大灯笼到处悬挂，既有利于行人，也给自己做了不花钱的广告。
同仁堂举办的这些慈善活动，是从药店经营的利润中提取的，据说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
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济贫的义举值得称道。
这种义举不仅能使同仁堂在老百姓那里拥有好的口碑，而且能为同仁堂吸引更多消费者，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还有“张一元”是北京地区一家老字号的茶庄。
本来这一地段的茶叶买卖早被另一家叫“汪正大”的茶庄垄断。
“张一元”为了创出自己的牌子，便无偿为各个妓院的管事和记账先生送茶叶，请其品尝。
送一次就够喝半个月，往往旧的还没喝完，新的又送来了。
这样久而久之，八大胡同的茶叶买卖，就都被“张一元”给夺走了。
不仅如此，“张一元”茶庄规定只要看顾客有真买的意思，就拿出茶叶沏一壶，倒在几个碗里，不仅请想买的顾客品味，也让周围的闲人品尝。
服务如此周到，顾客心里舒坦，自然也就有了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
还有正明斋是一家糕点铺，历史上就很有名，《道（光）咸（丰）以来朝野杂记》上说：“瑞芳、正明、聚庆诸斋，此三处，北平有名者。”
一年四季，京城百姓办喜事，很多都从正明斋预定相应的糕点。
它还为祭祖祭佛者生产供品饽饽，当时北京城里庙多，庙里有很多的节庆日子，所以这一项需要的数量很大。
正明斋便很看重利用送货的方式作宣传。
每年进入腊月，就可以看到北京的大街小巷，有许多身穿短棉衣和棉裤的工人，挑着写有“正明斋饽饽铺”字样的大圆笼，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这是给预订了糕点或蜜供的家庭送货，既增加了节日气氛，也等于给自己做了广告。
北京“通三益”干果海味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但它第二代老板具有一定危机意识，为了避免因走老路而被竞争对手赶超，将获得的太医院制作秋梨膏的古方及时运用到产品更新中来，一下子让店铺有了一项“拳头产品”。
“通三益”拿到了这个方子，也就和老百姓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一旦老百姓的远亲近邻有了咳嗽，人们立刻会想起“通三益”来。
明朝的历代皇帝，每年年初，都要颁布规劝农民勤劳耕种的谕旨，并强令对此广做宣传。
每个皇帝的说词虽有不同，但也大同小异，从二月到十一月的农事活动及注意事项都提及到了。
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
（明朝）祖制：（每年）朔旦，文书房请旨传宣谕一道，顺天府府尹率宛（宛平）、大（大兴）二县知县自会极门领出，府首领一员捧之前，至承天门桥南，召两县耆老面谕之。月一行，著为令。语随时易。
惟正月、十二月，以农事未兴，无之。其初，盖重农意，欲其自畿内布之天下也。乃嘉、隆末，畿民困敝，不及时至，则雇市井无赖充之，名曰倒包。里长闾阎，无复知德意者。而且以称病，甚或有以代役持其短，而宣谕遂浸失其初矣。遐迩小民，其谁知之！先年宣谕，语多无考，谨录其存者如左（下）：
正德十四年：二月，说与百姓每（们）：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三月，说与百姓每：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四月，说与百姓每：都要种桑养蚕，不许闲了。五月，说与百姓每：谨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说与百姓每：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七月，说与百姓每：互相觉察，不许窝藏贼盗。八月，说与百姓每：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说与百姓每：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十月，说与百姓每：天气向寒，都要上紧种麦。十一月，说与百姓每：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嘉靖三年：二月，说与百姓每：依时务农，不许游惰失业。三月，说与百姓每：都要孝顺父母，不许缺了奉养。四月，说与百姓每：不许纵放头畜，作践田禾。五月，说与百姓每：耕田都要牛力，不许私自杀宰。
六月，说与百姓每：不许假充内外势要，诓骗财物。七月，说与百姓每：遵守朝廷教令，不要违犯。
八月，说与百姓每：都要省俭，不要大破小用。九月，说与百姓每：谨守法度，不许教唆词讼。十月，说与百姓每：桥梁道路，都要依时修理。十一月，罢。
这种务农谕旨既带有强制性，又有一定的规劝的色彩，很符合时政与时令。
还有明代山东济南一带每逢灾荒年月，很多贫苦人家都会插草标卖儿鬻女。
临清一带的人贩子认草标来“收购”人口，然后倒卖出去，从中牟取暴利。
明代王象春所写竹枝词《济南百咏》中《鬻女》词记载：
“委巷低门立小鬟，青衫竖草惨愁颜。惯收瘦马临清客，鬒发成云又卖还。”
草标已经成为人口交易的信号，作为一种标志，现在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仍可以看到。
虽然买卖人口是恶劣的行为，但是草标的广告性质还是客观存在的。
《扬州画舫录》卷七记载：
“（扬州）明月楼茶肆在二钓桥南，南岸外为二道沟，中皆淮水。逢潮汐则江水兼之，肆中茶取于是，饮者往来不绝。人声喧闹，杂以笼养鸟声，隔席相语，恒以眼为耳。”
从上述记载可见，茶肆养鸟鸣叫，为的是宣扬情调、烘托气氛，使茶客留连忘返。
因为经营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顾客消费的心理，该茶肆无论在选址上，还是店面的布置上都显然下了一番功夫，为消费者创造了优雅的品茶环境，使消费者能够舒心地感受自然，感受生活。
《扬州画舫录》卷九记载：“天下香料，莫如扬州‘戴春林’为上，‘张元书’次之。”尽管“张元书”迁址也不能改变它的经营状况，商家感到无技可施，非常头疼。
江畹香担任山东巡抚时，正临近乡试开考，商家便用千金与元书制造香料，做成汉瓦奎璧等形状，凡是参加乡试的书生，每人给一枚。
后来元书家一直采用这种提供试用的经营方式，生意逐步旺，而此香料也被称为“状元香”。
书生们在体验过产品后，对该产品有了一定的认识，才会产生进一步的购买行为，足见当时商家的高超谋略。
到了清末盛行照相，因此照相馆林立，竞争激烈。
于是一家照相馆为了取得市场的先机，在门前高挂一面放大像镜，任行人驻足观赏。
镜中映出人生白相，“各家都有当行物，花界名流大老官。”
很多人通过在像镜前的亲身体验，便立即选择了此家照相馆。
以上种种营销方式多少都透着点儿体验营销的影子，他们都为顾客提供了体验产品或服务的机会，让顾客能够在独特的体验中完成消费。
由此可见，明清时种种广告的形式都在表明古代广告阶段正在向近代广告阶段迈进。
本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由鼎盛走向衰败的时期。
明朝初期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一直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行会、商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相当繁荣。
所以，明清时期的广告活动也是格外活跃。
招幌广告花样繁多，甚至还出现了假冒招牌，商家的品牌意识极强；印刷广告也因技术的进步实现了批量生产，印刷质量也有所提高。
可见包装广告不仅仅是店面的包装，还有对各种日用小商品的精心装饰；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很多老字号，他们都为了迎接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展了不少公关活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由此可见，古代的广告形式，有很多至今都仍然沿用，而且效果很好，它们不仅直接影响了下一阶
明清时期的广告段近代广告的发展，也为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广告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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