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的，《西游记》是我国明代万历时期吴承恩创作的长篇。
它无论是题材，艺术构思，形象塑造，还是审美情趣和讽刺风格，在中国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名着之一。
强烈的讽刺因素是《西游记》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借解颐之言，变幻恍惚之事，加以铺张描写，使神魔皆有人情，魅亦通世故，讽刺揶喻当时之世态。
也正是讽刺与浪漫主义的幻想相结合，才构成了《西游记》独特的艺术风格。
而类似的呢，则是国外的《格列佛游记》，这是1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代表作。
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尖锐的批判性，深刻揭露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化等面的种种**与丑恶。
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同时，在艺术上想象奇特，构思巧，特别是成功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
讽刺的形式和风格多姿多，蔚为大观，为英国的讽刺乃至世界的幽默讽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两部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时代背景，化习俗时代，但是它们存在着许多突出的相似之处。
诸如游记式的题材，作者进步的政治态度，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刻画，荒诞的表现式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等面。
这在以往的研究着述中均有涉及，立足两部作品典型的艺术风格——讽刺——表现出的一致性与独特性试作比较分析。
这两部的相同处的话，首先两部都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锋芒直指社会的统治阶层。
《格列佛游记》中，作者一以贯之的是毫不留情地对l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社会进行面的批判，尤其对统治阶级的**，无能，毒辣，荒淫，贪婪等作痛快淋漓的鞭挞在斯威夫特笔下。
人国的国王仅比他的臣民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其无血“至死也未屈服于封建礼教的皮鞭下。
如果没有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没有对反抗的巨大勇气，是不可能形成这些反抗行为的。
《离魂记》中的倩娘，由于思恋王宙，不满父母给她所订的婚约魂魄都跟随着王宙。
这些都从不同的面表达了妇女们反对包办婚姻，不满封建礼教的管束力争自由婚恋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意识。
我们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到妇女们为争取人身解放，人身自由而敢于斗争的伟大神，也可以从侧面看清封建礼教的腐朽质。
在唐传奇的这些爱情作品中，不但塑造了那些具有反抗共性的妇女群像，而且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的个人反抗性格的个性形象。
我们知道，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物，由于其个人的经历遭遇，所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或者至少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同一个人。
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其前后的思想性格也会有所差异，更何况这些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她们从就被困于深闺中，很少有与外界相接触的机会，她们的思想性格主要是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形成的，因此不同的封建家庭，不同的封建家教必然形成她们不同的反抗性格同样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的追求。
像是崔莺莺是在反复矛盾中才表现出来的而且还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她内心和外表，言语和行动等都存在着矛盾:正当豆蔻年华，却养在深闺人未识，内心向往爱情自由，但又胆怯，封建礼教的约束不得不使她曲折地表露感情。
而真正的感情的流露终于主宰了其行动要崔莺莺的反抗神还摆脱不了大户豪门少女的性情，那么到了霍玉，任氏，步飞烟等则是具有了坚决，彻底的反抗意识这是由于霍玉等人受到的封建熏陶不如崔莺莺的深，因此，霍玉表现为热情泼辣，性格刚强，爱情的追求更加执着，热烈;任氏表现得正直善良，不屈服于暴力;步飞烟表现得坚强不屈，至死休的彻底叛逆性格。
这些具体而富有个性的反抗性格，汇合起来，就形成了强大的反抗力量，对封建社会给予了有力的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反抗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是当时妇女的共性，是她们斗争的焦点和目的。
这些爱情传奇作品既是封建妇女的思想反映，也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自由幸福的一个缩影。
—墨一篁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大臣们无需德才兼备，只要凭借高超的跳绳技巧就可获取重要官职或得到皇帝的宠爱。
比别人跳得高出一英寸并能在绳上翻筋斗的家伙就可以当财政部长许多大臣为此不惜跌断手脚，甚至丢掉生命来取悦皇帝。
作者借用这种愚蠢的选拔官员的做法讽刺了英国统治者的昏庸和朝廷内官员的无德无才在大人国格列佛长篇大论地向大人国国王介绍英国的历史，制度和现状，可是从大人国的眼光看来，英国处处充满了贪婪，残暴，伪善，**，阴险等黑暗作者借国王的话尖刻无情地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面面。
第三卷作者把矛头指向了荒谬绝伦，怪诞不经的发明。
有的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出阳光，有的研究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
有的研究怎样把冰烧成火药等，尖刻地讽刺了这些整天从事实验研究的脱离实际，沽名钓誉之徒戳穿了英国整个资产阶级术界以术为投机对人民进行欺骗而牟取暴利的重要黑幕。
作品最突出的是格列佛在慧驷国的遭遇这里，人类被慧驷——马统治着，而人则被称为“耶胡““耶胡‘互相仇恨胜过它们仇恨任何别的动物“…，
它们会为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它们狡猾，狠毒，阴险而且记仇，它们身体强壮，结实，但是性情懦弱，结果弄得骄横，下贱而残忍。
这里，作者将矛头直接指向罪孽深重，愚蠢肮脏，毫无理性的整个人类，而作者在与“耶胡“的接触中。
对其同类也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这种情绪既是作者对人类道德堕落的悲观失望，又是作者自身对人类重新审视与反省的观照。
相比之下，《西游记》对现实的揭露，对统治者的讽刺更为生动有力。
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严，便在威严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和丑恶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而他与魏征又是“拜之交，相知甚厚“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延年二十，还魂阳世。
像是乌鸡国那个狮猁怪，霸占王位，害死国王，就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天“极乐世界“就因为“不曾备得人事“阿傩，伽叶二尊者便“措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
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出去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现象的反映，以及对他们无情的讽刺。
与此同时，《西游记》还尽情地嘲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人间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
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丑恶面目。
《西游记》描写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有的是自然界的险阻和困难的神化，但更多的是象征危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且这两部都对宗教进行了嘲弄与讽刺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尤为突出的是在人国，作者用“大端派“和“端派“的分歧暗指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
以国王为代表的，吃鸡蛋时先磕破端的“端派“极力攻击遵循古制的“大端派“为异端邪
。
由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的争论最终导致了战争作者在这里以犀利的笔锋讽刺了英国教会的虚伪，以及由教会间无谓的冲突而发生的种种无谓的战争教会之争如大，端派之争一样，皆是无知，无耻和无意义的争斗。
然而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争论竟然导致了内斗外战这便明了人国实质上就是当时英国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
《西游记》的宗教色更为浓重，中对于宗教的讽刺处处可见作品中的道士都是反面角色，车迟国僧道斗法，五庄观偷果逢难等情节，都把道士描写成奸佞狡诈，鼠肚鸡肠之状。
通过对他们的揭露，斥责了妖术的虚妄，道教的可笑，如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写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化为道士在车迟国以妖术取信国王，迫害和尚，使一国和尚死的死，不死的做苦工，受尽折磨，欲死不得欲逃不能，而且迫害所及，就是秃子，毛稀的也都难逃。
这正是时代“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l的特务统治的写照作者关于车迟国王受惑于道士的艺术构思，是有现实的社会根据的。
作者生活于明世宗时代，史书记载，明世宗就很崇奉道教，他先后封道士邵士节，陶仲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他还自号“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
这些描写，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真实的社会内容，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对当时的黑暗现实提出了控诉。
此外都是通过描述荒诞的异族，异国讽刺社会现实《西游记》和《格列佛游记》在对统治阶级的残暴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上是一致的两位作者都通过讽刺和滑稽的形式来表现严肃崇高的主题，将幻想与现实，虚构与真实巧妙地统一起来，做到了庄谐交融。两部作品虽以讽刺作为主体性艺术手段但又遵循真实是讽刺的生命的原则，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和现实的生命力，在讽刺性艺术形象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性主题。
《西游记》以善意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相结合贯穿始终，寄予了作者对于笔底世界的鲜明爱憎。
行中穿插了大量的游戏和调侃的笔墨，使书充满着喜剧色和诙谐气氛这种戏言，有时是信手拈来，只是为了调解气氛，增加的趣味性;有时则对刻画性格，褒贬人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时也成为讽刺世态的利器。
还有的戏谑字实际上是将神魔世俗化，人情化的催化剂而《格列佛游记》更多地以理性的批判与狂怒的讽刺为其主要特点。
作者在对当时英国的议会政治和反动的宗教势力进行无情，辛辣的讽刺抨击时，有时直言相讥，有时利用异邦人的唇舌，有时隐喻挖苦，有时以兽讥讽人，而在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制度，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等面，作者借用寓言故事，运用“狂怒“的字，激烈地抨击这些罪恶以达到最大化的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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