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莫长川整整病了半个月，先是持续的高烧不退，还有就是什么西都吃不下，一吃就呕吐不止。
开始那几天，郑伯还以为是肠胃感冒引起的呕吐，想着多休息几天就能好。然而持续两天都是这样的状况，人也一直都神志不清。他发地觉得不对劲，于是在傅兰迪的帮助下叫了急救车，把人送去了医院。
没有人能回答医生到底莫长川是怎么变成那样的，于是医生也只能在抽血化验确定并不是特殊的传染病之后，按照常规的感冒发烧来处理。唯一的不同是，莫长川需要接受鼻饲，因为她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任何食物，长时间下去免疫力会更差，无法抵御病菌的侵害。就这样，莫长川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依靠着抗生素与鼻饲，算是有惊无险。
期间，主诊的医生觉得她的状况有些蹊跷——她没有节食减肥的习惯，可一看到食物就呕吐的症状却像是厌食症那样的进食障碍。而更为骇人的是，医生在给她医治的时候发现了她身上的伤痕。
这样的情况让薛晓露十分苦恼。作为莫长川在美国的监护人，她要对莫长川负责，也要向她的爸爸莫皓宇交代。莫长川当时只有十三岁，如果无法得知受伤的原因，医院将会联系有关的社会福利机构，社工与警察也会插手调查这件事，她将会面临起诉。这对于在美国与中国同时持有企业股份的薛晓露来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毕竟虐待未成年人会对企业形象造成不可逆转的冲击，企业的股价也会因此而波动。
然而，尽管薛晓露、傅兰迪和郑伯尝试过各种法，却无法撬开莫长川的嘴——退烧后莫长川虽然清醒过来，却不再与人话了。这样的话，要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就更难了。
实际上，莫长川每天上放都是薛晓露派司机与郑伯一同去接送的。傅兰迪年纪较长，也处于叛逆期，不喜欢那样的场面，怕被同笑话，因此他们不会一起回家。如此看来，莫长川唯一有可能出事的地就只有在校里。无可奈何之下，薛晓露只能联系校，让他们调查莫长川在校期间的情况。
不久，校那边给出了回复——莫长川的伤是她与高年级的女生发生冲突，被对路过的朋友出手阻止的时候留下的。那位高年级的女生是傅兰迪同班的同，品兼优，是班里的班花。据班花与她的朋友口述，是莫长川对傅兰迪有好感，却嫉妒傅兰迪与那班花关系好，于是先把那班花约到校食堂监控的死角位，了一些恐吓对的话。结果对没有理会，莫长川恼羞成怒与她发生口角，期间产生了肢体冲突，被路过的班花的朋友遇见，于是她们帮忙阻止了莫长川动手。
监控位于食堂的死角位，摄像头其实三个月前就坏掉了，一直都没有人来修理，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视频或者音频记录，校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但班花的身上也存在了各种程度的伤痕，脸上的掌刮痕迹尤为明显。在无法调取监控记录的情况之下，莫长川保持缄默不语，班花这边则几个人的口述一致，这种情况之下莫长川倒像是心虚的表现。
最后，校的判断是，事件是由莫长川引起的，是她先对校友动手。对的家长闹到了校，觉得校有意隐瞒事实的真相，对班花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及生理伤害，扬言要把事件曝光给媒体，让公众还他们一个公道。而作为一家历史悠久、每年都能培养出不少优秀生考进常青藤大的校，定然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来影响校的声誉。于是校决定，对莫长川开除籍，即使她再考也不会接收。
薛晓露对于哪边对哪边错其实并不在乎，她只需要有任何供词能证明她没有虐待未成年人即可。只要不影响她的生意，她都无所谓。更何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对她来更加有利。
来她是作为受害人的监护人向校要求展开调查，万一莫长川被人侵犯或者遭受霸凌，她就成为了要追究责任的一；而如今校调查出来的结果却是莫长川先动的手，她则成为了要负责任的一，要出面为莫长川对“被欺负”的生及其家属道歉，也要与他们协商赔偿事宜，更要在校面前做做样子，恳求他们不要开除莫长川。
在薛晓露的眼中，这些致歉与赔偿仅仅是“投入”，即使有金钱上的损失，金额与她手上的财富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向校恳求不开除莫长川，才能符合她作为莫长川在美国的监护人的义务，有利于她作为企业家的正面形象，也不会让莫皓宇觉得她无所作为，没有为莫长川争取任何的权利；而她所需要的“产出”，是莫皓宇为此而欠他的人情，能借此让莫皓宇更加卖力地成为她赚钱的工具。又或是让他愧疚，从而使她拥有拉近他们之间距离的筹码。
在得知自己从“原告”变成“被告”，莫长川心里的忿恨犹如熊熊烈火，久久不能平息。然而她出国前对莫皓宇的怨怼，已然成为她的心魔。思想尚未成熟的她觉得，与其让爸爸知道她在校里被人欺辱，还不如借由这件事来引起他的注意，不定他并不放心自己，会应允接她回国。
可惜她的算盘打错了。年纪尚幼的她并没有意识到，横亘在她与爸爸之间的，不仅仅是想法上的沟壑，而且还多了一个薛晓露。就在薛晓露为她完成了所有的赔偿事宜之后，莫皓宇便已经接到了薛晓露的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妥，但与校多次斡旋之后，只能争取到让莫长川主动退。但这样可以避免校给她开除处分，不会影响她以后的人生道路。薛晓露还承诺稍后会安排心理医生为莫长川做心理治疗，让莫皓宇不用担心，暑假的时候她会带傅兰迪和莫长川回国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