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清律中，刑法是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历代刑法的大成，但有其明显的特点。
例如，把犯上罪列为十恶之首
所谓的犯上罪是指反对封建**统治的行为，被认为是“法不容宽”的罪行，一律加重处刑。
凡谋反、谋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同时，还扩大谋反罪的适用范围，凡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以反逆论罪。
到了乾隆年间，甚至连异姓人订盟结拜兄弟也要按谋叛律治罪。
顺治年间是严禁“盟社”，违者治罪。
清律还规定凡触犯皇帝尊严，蔑视皇帝权威，构成大不敬罪。
不依药为皇帝“合和御药”，造御膳误犯食禁，御用车舆服饰保管不善，制造御用舟船不符标准等，都要以危害皇帝安罪，处杖刑和徒刑。
清律中沿用明律中的“奸党”罪规定，严禁内外官交结朋党。
一经发现查获，人处斩，妻流里。
这是为防备八旗诸王与地官勾结，威胁皇权所作的规定。
同时摆创设江洋大盗罪的条款。
这是乾隆二十六年首次规定的罪命。
凡是滨海或沿江行劫客船者，为江洋大盗，只要得财，不论首从，皆拟斩决。
到嘉庆、道光年间，对江洋大盗防范更严，处刑更重，一经查获，立斩枭示，如拒捕杀人者，凌迟处死。
此外，清律对强盗罪处罚也十分严厉，凡已实施犯罪并未得财者，杖1，流3里，得财者不论首从，皆斩。
对窃盗、侵占田产等侵犯财产的犯罪，处刑都比较重。
以及设有传罪的罪名。
因为清朝在嘉庆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农民起义兴起，他们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群众，进行反抗，所以清律设这个罪名，显然是针对起义的农民。
像是嘉庆六年条例规定，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的为首者处绞刑。
此外还设有贩卖与吸食鸦片烟的罪名。
大家不要以为禁烟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其实早在雍正七年，清政府就已经第一次颁布了禁烟令。
后来在嘉庆年间先后颁布1余道有关禁烟的法令，主要规定了吸食鸦片的罪名和罚则。
道光十九年颁布了严禁鸦片烟草章程3条，规定贩卖、吸食鸦片烟者，处杖刑。
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吸食者，处绞刑，从犯杖1，流3里船户、地保杖1，徒二年，失职的地官交部严加议处。
然而，由于清政府上下官吏多卷入吸毒行列，加上西资主义国家政府支持国际贩毒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造成“法愈严而贩毒者愈多，吸食者众”的状况。
鸦片战争失败后，上述禁烟之法也成了废纸。
还有就是清代的刑罚也发生一些变化，当时的刑罚制度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
另外，创设了“发遣”，即将罪犯发往边疆地区，为驻防官兵充当奴隶，类似明律中的“充军”刑，但比充军刑重。
林则徐就曾被道光皇帝“发遣”到新疆。
在死刑中除斩、绞之外，还设有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
随着司法镇压的加强，清代扩大了斩、绞刑的适用范围，在同治九年最后修订的大清律，有关绞斩的律例73条，适用斩、绞的罪名有1个以上。
这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对人民反抗的残酷镇压。
此外，清朝的贵族官僚之家普遍采用私刑，甚至把奴仆打死也不犯罪。
雍正在上谕中：“凡旗下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例不论。”
从而肯定了私刑的合法性。
惩罚“异端”思想，大兴字狱，是清律和清代法制的重要特点。
清代推行化高压政策，惩治所谓“异端”思想，即以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民主主义思潮和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舆论，突出表现在大兴“字狱”。
康熙年间，庄廷从明朝宰相大臣朱国祯的后人那里，买得一部明史中的列朝诸臣传尚未刊行的稿，连同他自己所补写的崇祯历史，刊刻发行。
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
此书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
当时，庄廷已死，清朝下令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及刻书者、读书者、保存该书者7余人，部处死。
在乾隆时，清朝的字狱达到了顶峰，次数之多，处刑之残酷，令人不忍直视。
例如，公元1755年，胡中藻在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欲被蛮”等句，被指责为在“清”的国号上加“浊”字，有夷、蛮等字样，犯了诋骂满人的罪行，胡中藻因此被处死。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写的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和儿子被戮尸，孙及校对人被处死。
此外，著名诗人沈德潜，因他的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也被剖棺戮尸。
从冯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一书中，找出“飞龙大见，亢悔更何年”从石单槐所著茶园诗钞中找出“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从祝庭舒所著续三字经中，找出“发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他们反清复明，分别被戮尸、凌迟处死，子孙坐斩，家属发遣为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字狱有百余起之多，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杀戮，株连之广，惩罚之严，是历史上少见的。
字狱是清朝统治者挑剔字过错兴起的大狱，是专门对付人的“特刑庭”，是统治者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巩固其独裁统治的手段。
字狱造成了政治局面和术思想沉寂窒息，加深人民的不满，这是清王朝衰落和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清代，由于商品经济比前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超经济剥削有所削弱，引起民事法律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反映在有关身份关系和土地关系上。
清律中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共坐同食，彼此平等对待”，佃户一般可以自由退佃，自由迁徙，地主不能随便支配佃户人身。
雍正五年钦定例规定，地主私置板棍责打佃户者，杖8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这些规定反映法律对超经济奴役佃户的限制。
同时禁止债权人强迫债务人“投身折酬”，这算是改变了唐宋以来民间债务关系中的超经济剥削。
还有提高雇工的法律地位。
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有的从事农业、商业的雇工，有的从事家内奴仆。
乾隆年间修订雇工人法规定，家长擅自杀死无契又受雇在五年以下的雇工人，同杀凡论，即同杀死一般人的法律论处。
以及允许奴婢赎身为民。
清代盛行蓄养奴婢，这些奴婢来源于犯了罪的汉人及其家属，以及在人口市场上公开售卖的穷人。
奴婢另有自己的户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主人打死奴婢，法律不予追究。
由于奴婢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修订有关奴婢的法律，不得不允许奴婢向主人交纳一定身价银后，赎身为民，获得一般民人的地位。
还有就是贱民身份发生一定变化。
清代存在着被列入贱籍，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剥夺种种权利的贱民。
例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河南的“丐户”，广的“蛋户”等。
他们不堪压迫剥削，经常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下令“改业为良民”，“豁免为民”，“与齐民一同列甲户”，使贱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一些变化。
同时取消了手工业工人的匠籍。
从明代起，对手工业劳动者单独设立专门的户籍制，强迫匠户为官府服役，禁止匠户脱离匠籍逃亡在外，违者严惩。
清律则取消了匠籍制度，手工业劳动者可以自谋职业，自由转移，摆脱了人身束缚。
另外，清初时通过发布“更名田”、“垦荒令”，使由于战乱而荒废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垦，同时发给新开垦的土地所有者“印信执照”，不准原来业主“认业”，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其土地所有权。
乾隆二年制订“承垦荒地之令”，要求开垦荒地者必须先向官府呈报。
在垦田利则中规定，以向国家纳税作为国家承认其垦田的所有权的前提。
为了保护土地私有权，清律规定凡盗卖、盗耕种、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的行为，按律治罪。
清代的国有土地有：官田、官庄和屯田，官田属清政府所有，租给农民耕种，国家收取地租。
官庄是赏赐给宗室贵族的圈地，包括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采取庄园制，役使奴仆进行生产。
屯田，又称军田或赋军田，由兵卒、旗人屯垦，用于军饷，这些国有土地都受到清律的严格保护。
清代的“旗地”，是旗人依靠政治特权而占有的土地。
为了巩固清朝的社会基础，清律严格保护“旗地”，不准旗民把旗地典卖给汉人，已典卖的由官府强制赎回。
由于“旗人不习耕种”，使得禁止旗民交产的禁令无法施行。
咸丰二年，不得不通过旗地买卖章程，允许“旗民交产”。清代为保护宗族的经济基础，清律和宗族法都保护宗族公产，严禁族人擅自处置公产。
到清代，无论是买地、租房、雇工、合伙、婚娶、借贷等都以契约作为凭证，确立双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雍正、乾隆时期，既有官版契纸，也有民间手写契纸，如双发生争讼，要出具契纸作为凭证。
加盖官印的“红契”比未盖官印的“白契”的法律效力要大。
上述民事法律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清代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进步。
清朝的经济立法也基上沿袭了明制，但革除了明代旧制中的一些弊端，创立了一些新制。
赋役立法
清军入关后，废除了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
于顺治十四年颁行赋役书，建立清政府的赋役制度，即根据土地、人丁的登记情况，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
这就为赋役征派和地政府财政收支提供了统一遵行的法律根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按土地与人丁征收双重赋税的赋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加以改变。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更是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
到康熙朝后期，为解决人役负担不均问题，改为“摊丁入亩”，即把丁银按土地亩数平均分配到田赋中去，不再按人头征税。
这种改革经历15年才最后完成。
“摊丁入亩”不仅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由于实际上废除了人丁税，放松了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
手工业、采矿业的立法
清顺治三年下令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除匠籍为民”，匠户编入民籍一体纳税当差，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清廷放宽了对手工业的专断，允许民间手工业者在较大范围内自行经营。
但在武器、铸币、供应内廷的织物、瓷器等由官府经营。
清初曾允许和鼓励民间开矿，到康熙四十年颁布禁矿法，不准民间采矿，以防矿徒聚众造反。
康熙四十四年，在云南省城设立“官铜店”，由官府垄断铜的买卖，凡商人制出的铜，必须卖给“铜店”，如私相买卖，一经查获，铜被没收，人皆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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