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才说《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西厢记》突破了一本四折的杂剧体制，有所创新。
它打破了元杂剧规整严格的体制要求，由五本二十一折组成大型连台杂剧。
它也打破了每折只能由一人主唱到底的成规，不仅有轮唱、对唱，还有合唱等多种表演方式。
体制的革新，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能力。
第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
作者既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
同时也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惟妙惟肖，纤毫毕现。
比如作者紧紧抓住崔莺莺既爱又怕的心理、张生大胆又带有书生酸气的特点，将人物写得极有个性。
例如第三本第二折（俗称“闹简”）写红娘从张生处带回给崔莺莺的书信，崔见信后勃然大怒，对红娘说：“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等到红娘真要将书信交给老夫人时，崔又说：“我逗你耍来。”稍后又写回信给张生，约他相会，但却对红娘说：“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
等到张生读信后，真的赴约时，却又遭到了崔莺莺的一顿训斥。
其中的两句唱词“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正典型地表现了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心理。此外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
第三的话，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强烈。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西厢记》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宏伟紧凑，张生、莺莺、红娘和老夫人之间两种冲突，两条线索交织发展，艺术节奏上张弛相间、波澜起伏，剧情组织上悬念迭起，作者在艺术手法上也采取了虚实相生、明暗对照的方法，使戏剧情节变幻多姿、引人入胜。
而第四的话，就是语言优美。
要知道戏剧就是语言的艺术，而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
像是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
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的确，大家只需要去看看就可以知道。《西厢记》的唱词真的很华丽典雅，宾白则是鲜活的口语，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充满生活气息。
也正因为如此，《西厢记》往往被人当成“文采派”的代表。如第四本第三折中的[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煞]：“春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这些唱词因为语言的优美，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
并且需要说明，虽然文风华丽，但并非华而不实，《西厢记》的语言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合乎人物性格身份。
因此整体上《西厢记》形成了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
所以后人总结为“剧中有诗，诗中有剧”呈现独特的艺术风采。
至于《西厢记》在爱情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的话，首先说一说地位，要知道《西厢记》是爱情文学史上一部出色的戏剧，算是在爱情剧中也是传播最广、流传最久，最受人喜爱的作品之一。
它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这个主题，在整个爱情文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第一次以戏剧的形式勇敢地肯定了爱情的伦理价值，爱情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
其次是影响，这包括禁毁与模仿。
因为《西厢记》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长演不衰，“家至户到，无处无有之”（金圣叹），成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常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但《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备受打压，遭到封建正统力量的禁毁、歧视。
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封建统治者的态度，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但不得不说明，《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人们纷纷效法学习。有人甚至依样厢记》的翻版；像是《倩女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
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
并且王实甫之后，明代李日华又创作了传奇《南西厢记》，直到今天，题材的沿用与翻新仍在继续。
而与之差不多的，就是白朴的《梧桐雨》了，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白朴这个人，他字仁甫，后改字太素，号兰谷，今山西河曲人。出身于金朝仕官之家，其父白华官至枢密院判官，与大诗人元好间交厚。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白朴九岁，蒙古军队灭金，乱离中母亲被蒙古军队掳掠，他有赖于元好收留抚育得以幸存。
金亡后白朴绝意仕进，一方面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另方面悉心从事杂剧和散曲的创作活动。
《录鬼簿》著录其杂剧十五种，今存《墙头马上》、《梧桐雨》、《东墙记》三种，而《梧桐雨》的话算是白朴的代表之作了。
《梧桐雨》是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爱情生活和政治遭遇的历史剧。
因为前面已经简单的说过了，自天宝之乱以来，诗人们、剧作家们对杨、李故事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但众多的剧本中唯有白朴的《梧桐雨》流传了下来，这不戏剧的大概内容的话，在《梧桐雨》的楔子就写了李隆基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不问是非，竟给丧师失机的安禄山加官晋爵，让他镇守边境。
第二折写李隆基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排宴，两人恩恩爱爱，情意绵绵，“靠着这招新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映，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相约生生世世，永为夫妇。
第三折是故事的转折点，安禄山倡乱，李隆基仓皇逃走；到马嵬坡，六军不发，李隆基在“不能自保”的情况下，只好让杨玉环自缢。
“黄埃散漫悲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经过一场激变，一切权力、荣华，烟消云散。
《梧桐雨》的第四折，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李隆基退位后在西宫养老，他满怀愁绪，思念着死去的杨玉环，怀念着过去的月夕花朝。他想到无权柄的苦恼，孤辰限的凄惶。
他在梧桐树下盘桓，“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到如今“空对井梧阴，不见倾城貌”，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时光，只成了追忆。
在落叶满阶，秋虫絮聒的气氛中，李隆基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梦中杨玉环请他到长生殿排宴，不料才说上一两句话，梦就被惊醒了。
梦醒后“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这雨声紧一阵慢一阵，淅淅沥沥，“一点点滴人心碎”，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李隆基凄楚悲凉的心境。
《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
浓重的抒情性以及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还有就是《墙头马上》，这也是白朴的优秀之作，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
而这部剧的大概内容讲的是尚书裴行检的儿子少俊，奉唐高宗命去洛阳买花，一日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见他家女儿正立于墙头往外窥视，便写诗投入。
李千金写了答诗，约他当夜后园相见。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被李千金乳母发现，令二人悄悄离去。
少俊携李千金回到长安家中，将她藏在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子端端六岁，女儿重阳四岁。清明节，少俊陪同母亲外出祭奠，裴行检因身体欠佳留在家中，偶然来到花园，碰见端端兄妹，询问后得知始末。
裴行检认为李千金行为失检，命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李千金回到洛阳家中，因父母已亡，在家守节。
后来裴少俊中进士，任官洛阳令，并将父母迎至任所，他欲与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怨恨他休了自己，执意不肯。这时裴行检才知李千金是他旧交李世杰之女，以前也曾为儿女议婚。
于是带着少俊的一子一女，登门向千金陪罪，李千金这才原谅了他们。夫妇二人破镜重圆。
可以说《墙头马上》具有浓厚喜剧色彩，它是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颂歌。取材于白居易的《新乐府?井底引银瓶》，但思想倾向有了本质的不同。
因为白诗通过一个弃妇的哭诉，表达“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旨意。而《墙头马上》则反其意而用之，作者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李千金，充分肯定了女子冲破封建礼教，与自己所钟爱的男子私奔的正当性，亦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合理性。
同时大胆地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传统，把青年男女双方互相爱悦而成就婚姻看成是天作地合，闪烁出民主性的光辉。
而除了这些名家以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马致远了，这个名字相比大家都听说过吧，毕竟是入选语文教材的大佬级人物，号东篱，大都人，贾仲明曾称他为“曲状元”。
他在大都参加过元贞书会，与花李郎、红字李二等艺人合作。
中年时期一度出任江浙省务提举，不久辞职。晚年则隐居田园，过着“红尘不向门前惹”的闲散生活。《录鬼簿》著录其杂剧十三种，今知有十五种，现存有《汉宫秋》、《荐福碑》、《青衫泪》《任风子》、《陈抟高卧》、《黄梁梦》、《岳阳楼》七种。
而《汉宫秋》算是马致远的代表作了，剧本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
《汉宫秋》对题材进行了艺术处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由汉强改为汉弱，人物身份由普通宫女改为汉元帝宠妃，原因也由选赐招亲改为小人出卖，态度由主动请求和亲改为被迫和亲，结局由贯彻和亲改为投水而死。
通过对题材的整理，作者有意抒写家国衰败之痛，阐发在乱世中失去美好生活而生发的困惑和悲凉的人生感受，可以说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作者环绕着汉元帝、王昭君的形象，他向人们揭示的，主要是对历史、对人生的体悟。
他通过戏剧冲突，抒发自己无法主宰命运、只能任由播弄的悲哀。
加上《汉宫秋》以“秋天”的意境作为结撰全剧的背景，突出秋的萧瑟悲凉，更使整个戏笼罩着灰暗荒漠的气氛，这又表达出作者对时代的体验和认识。
这样的思想与表达，与白朴的《梧桐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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