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需要明，嘉庆年间的镜花缘是继红楼梦后比较优秀的一部。
作者李汝珍是直隶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县人，曾任河南县丞，终身不达。
他问渊博，通音韵，旁及杂艺，著有李氏音鉴，而镜花缘的话是他晚年的作品，原拟写二百回，结果只完成一百回。
作品写唐女皇武则天令百花寒天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
而花神领袖百花仙则托生为唐敖女山，唐敖科举落第，心情沉郁，随妻弟林之洋泛海出游，经舵工多九公向导，历观海外诸国异人异事后入蓬莱求仙不返。
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却意外地在蓬莱泣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
回国后恰逢女试，录取百女，实则令被谪花神在人间重聚。
众女及第后，拜谒宗师，连日饮宴、赋诗、游戏，尽欢而散，山也重入仙山。
最后中宗复辟，尊则天为“大圣皇帝”，而则天又下新诏，宣布明年重开女试。
同时随着雍正七年“大开洋禁，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之后王之春柔远记，卷四，人们的眼界开始扩大，日益要求打破闭塞局面。
所以这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汝珍，使他能根据山海经以及汉晋宋元以来笔记杂著的记载，驰骋想象，在镜花缘八至四十回中安排了许多海外奇国，着力描绘了这些国家的奇闻异见。
一则以寄寓自己的社会理想，一则以讥弹当代的黑暗现象。
这些类似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的国度，各有自己独特的风习。
君子国好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大人国民风淳厚，待人宽大，都以假想的形式集中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
而两面国则嫌贫爱富，欺诈成风，一张张亲切的笑脸迎人而来，藏在浩然巾后的相却狰狞可怕。
这正是封建社会虚伪、狡猾的写照，像是齿国人聪慧好，两个女孩儿大谈音韵，竟然使多九公汗流浃背，可见自幼教育女子的重要。
然而白民国却有究，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
而淑国假装斯，酒保竟用“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莱要一碟乎两碟乎”去询问顾客。
把醋当酒的老儒，咬嚼字，一段日常对话竟连用了五十四个“之”字。
这正是作者对儒林中的不无术，酸腐不堪的究进行尖刻的讽刺。
他反对八股，主张分科考试，量材录用，使有一技之长者各得其所。
这种要求显然适应了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发展趋向。
此外作者还写了无肠国的刻薄腌躜，为富不仁，用粪便养活奴婢毛民国的生性鄙吝，一毛不拔结胸国的好吃懒做，翼民国的酷好奉承，豕喙国的善于撒谎。
就这样，作者在这些虚构的国度里，以酣畅尖刻的笔触，相当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种种恶俗的憎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镜花缘竭力对一切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风鉴、卜筮、讲属相、择风水等等迷信风俗的不近人情，都一一予以评论，提出了改革办法。
但是罗列现象多，深入揭发少，更没有接触到问题的质，而封建士大夫的气息很重：反八股而不反科举，反对风水迷信却以孝道为他的乌托邦思想仍然跳不出儒家范畴。
而一切理想的海外乐土上依然有皇帝宰辅，它们的社会结构也依然是封建制。
要求提高妇女地位是镜花缘十分突出的主题思想。
这和当时资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追求个的社会启蒙思想的抬头是有关系的。
作者在四十八回泣红亭记里：“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这多少流露出作者为妇女扬眉吐气的创作动机。
所以一开始就写“女魁星北斗垂景象”，“百花获谴降红尘”的神话，借以明“今日灵秀”乃在女子的缘故。
他要求女子自幼有读书机会，长大了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反对男子垄断化，因而笔下的一百才女，有的采惊人，有的深通医理，有的通数，有的有胆识，有的有侠肠，一句话，都是些巾帼奇才。
他尤其反对缠足，穿耳这些戕害人身的恶习反对卜婚、娶妾这些强加给妇女的不平待遇。
甚至连封建史家，人一概否定的女皇武则天，对她提高妇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赞扬。
这种同情妇女，尊重女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女儿国”的描写中。
这里，“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以治外事”。
而封建社会中女子身受的一切摧残都转嫁到男人头上。
林之洋入宫缠足的描写，实际是让男人设身处地去体验女子的苦楚。
这种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红楼梦有相通之处。
但镜花缘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爱情故事中的主角，而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了。在古典中，这是破天荒的。
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观点依然有很多封建色。妇女当权，他依然不能接受，武则天和女儿国王，他都不是当正面人物来写的。
武则天当政是“心月狐”“错乱阴阳”徐敬业叛乱失败，作者却深表同情。
那些及第的才女也都不曾干预政治，只是陪伴皇帝的雅客罢了。
父母包办婚姻，男女授受不亲，这些封建习俗，作者并未反对。
由此可见作者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清中叶以后，考据风更加盛行，作者“于无所不窥”，深受影响，以致连创作也遵循“家”的要求。
那些幻想的国度固然大多有前人著述为，而那些生活细节的描绘也都充满了术研究的气味。
许多地，议论教代替了形象刻划。书一百几十个人物，只有林之洋，多九公粗具轮廓，骆红蕖、廉锦枫有限几个女性稍见特色。
其他许多的“才女”，则大多形象苍白，她们实际上仅仅是作者矜才炫的代盲人。
作品后半部，竟有二十七回写书画琴棋，医卜韵算，以及酒令、灯谜、双陆，马吊，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大大掩没了现实生活的描写，应当指出，镜花缘的艺术价值是并不高的。
又因书中的不少幻想，缺乏生活依据，往往夸张失实。例如君子国为贵买贱卖，让他人得利，竟至相打，这就自相矛盾，给人向壁虚造的感觉。
对一些反面现象，往往斥骂多而讽刺少，辞意浅露。
虽似有心习儒林外史，却给人以斩鬼传的印象。
镜花缘的华主要在前半部，后半部与其是，不如是借以夸耀问和知识。
但在道咸之间野叟曝言、蟑史等庸俗反动充斥坛的时代，它就不能不算是一部较好的作品了。
我国言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大量记录神鬼怪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
至唐人“有意为”，发展为传奇，具备了短篇的规模，并取得很高的成就。
宋元时期，白话开始发展，言虽然数量不少，但除了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张实的流红记、宋梅洞的矫红记等少数作品外，大部分正如鲁迅所。
其“为志怪，既平实而乏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中国史略。
并且明代创作传奇和志怪的风气复炽，出现的作品更多，较著名的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但思想和艺术仍没有超前人的水平。
直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言的传统，用唐人传奇法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言推到更高的阶段。
至于蒲松龄的话，字留仙，别号柳泉，山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可是祖匕科名都不显，他父亲已被迫弃儒经商，到他就更为贫困。
受当时社会风气和家庭影响，磅松龄从就热中科名，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
但此后却屡试不第，到了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聘为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戒应酬的应酬字打交道，大违素志，次年便辞幕回乡。
此后主要是在“缙绅先生家”设帐教，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来”蒲箬柳泉公行述。
这四十年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终竟还是个穷秀才。
他的大江去寄王如水词：“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正是这段生活和心情的真实描述。
七十一岁他才援例出贡，四年后便死去了，蒲松龄穷愁潦倒的一生使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封建什途的黑暗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他的与韩刺史樾依书：“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望然哭向南山而去！”
同时，由于生活的贫困，有时还直接感受到封建剥削的压力，他在答王瑞亭信中：“粜谷卖，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
从而比较能体会民间疾苦，甚至还激发了他为民请命的神，所谓“感于民情，则怆侧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
蒲松龄除一度游幕苏北外，一生大部分活动不出于淄邑和济南之间。
但他接触和交游的人物却非常广泛，他的秀才出身以及游幕、“坐馆”的生活，既使他接触了大量的统治阶级人物，他的长期居住农村和家境的贫困又使他与下层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人物上自官僚缙绅，举子名士，下至农夫村妇，婢妾娼妓，以及蠹役悍仆，恶棍无赖，赌徒酒鬼，僧道术士等的生活式、神面貌和命运遭际，无不具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了解。
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上述的进步思想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作为一个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人，蒲松龄的思想有他的局限。
他虽同情人民疾苦，却反对农民起义，虽憎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对最高统治者则存在较大的幻想。
一生偃蹇的命运激发了他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形成了他牢固的宿命论思想，尤其迷信佛教。
此外，他也承袭了不少儒家陈腐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成分。
蒲松龄是一个具有多面艺术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丰富。
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词、赋，戏曲、俚曲和一些杂著，其中都有一些好作品。
特别是俚曲的创作表明了作者对通俗的重视，磨难曲根据聊斋志异的张鸿渐改编而更广泛地描写了社会生活，表现了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是俚曲中最有成就的一篇。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四十岁左右已基完成，此后不断有所修改和增补，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创作的最高成就。
聊斋志异中虽有部分作品出自作者的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也还有承袭过去题材而加以创造性发展的。
如续黄粱于枕中记，莲花公主于南柯太守传等，但绝大多数则是记述当时民间和下层士中间的故事传。